2019年05月24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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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报重磅:共同走过长征的革命伉俪

80多年前,英勇的红军将士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理想和信念、意志和力量战胜重重凶险,付出巨大牺牲,赢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据统计,在各支长征队伍中有20多对革命伉俪生死相依,相互鼓励和帮扶着走过了万水千山。在一年一度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从中撷取了5对革命夫妻的传奇故事,展现那经历生死考验、战火洗礼的革命爱情。——编者

共同走过长征的革命伉俪

周恩来与邓颖超:

短暂相聚 生死相依

邓颖超曾说,她“不算长征时的红军女战士”,因为“那时重病在身,属于休养连的休养员”。

1934年9月,面对敌人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域步步逼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考虑撤离,实行战略转移。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机密中的机密,只有少数人知道。

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颖超正患肺结核病,由于缺少药品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日益严重,经常发低烧,甚至大口咳血。她自然也不知道这次战略转移的意图,曾向周恩来提出,因为身体不好,不便随军行动,希望留在地方,边休养边工作,省得给组织添麻烦。周恩来说,这是组织决定的,个人不能改变。就这样,邓颖超被编在干部休养连,随中革军委卫生部行动。

在整个长征路上,周恩来和邓颖超只有两三次短暂相聚。第一次是在红军攻克黎平后,邓颖超肺病加重,大口吐血。周恩来将她接到自己的住处照顾。但因红军刚刚经历了湘江惨败,形势危急,周恩来忙于组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本无暇照顾妻子,只是反复叮嘱她要保重。

可邓颖超病还没好,周恩来却病倒了。部队到达毛儿盖时,周恩来高烧昏迷不醒,不能进食,肝区肿大。经诊断是阿米巴肝脓肿,需要立即排脓。但红军的医疗条件实在太差,无法消毒,更不能开刀或穿刺,只能靠冰块冷敷降温,控制炎症发展,引导向下排脓。邓颖超抱病日夜守护在周恩来身边,祈盼奇迹的出现。

苍天不负苦心人——几天后,周恩来终于苏醒,高烧也渐渐退了。望着战胜死神的周恩来,邓颖超疲惫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这对患难夫妻又各自拖着尚未痊愈的病体踏上了通往草地的艰难征途。

长征开始后,组织上专门为周恩来配备了担架,但他坚持不坐,说:“我和大家一样,都有两条腿,大家能走,我怎么就不能走?担架留给那些伤员!”

然而这次,身体极度虚弱的周恩来无论如何也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行军了。最终,陈赓、杨立三等人硬是用担架把他抬出了草地。这种深厚的战友情谊是生死攸关时刻的扶持,是真诚无私的帮助,周恩来始终念念不忘。1953年,杨立三病故,周恩来亲自抬棺送葬。又过了8年,陈赓病逝,周恩来亲笔题写“陈赓同志之骨灰”,让邓颖超送给陈赓夫人傅涯,雕刻在骨灰盒外罩上。

过草地时,邓颖超骑马跟在周恩来的担架后面。一天竟连人带马掉进了沼泽地里,幸亏被后面的同志及时发现,才把她拉上来,死里逃生。时天降大雨,邓颖超浑身全都湿透了,第二天就拉肚子,发起高烧。整整七天七夜,邓颖超终于走出了被视为生命禁区的茫茫草地。

邓颖超回忆道:“长征期间,我正患着严重的肺病,沿途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很多的照料和帮助。我也同样地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意志与战士们、同志们相互鼓舞。有些人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患重病的人,竟然也能坚持到达了陕北。奇怪的是在一年长征的锻炼中,我的肺病竟不治而愈了。”

任弼时与陈琮英:

携手行军 催人泪下

中国共产党一向倡导妇女解放,主张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但任弼时与陈琮英的婚姻却是例外,而且是包办婚姻中最落后的一种——指腹为婚的“娃娃亲”。尽管如此,他们感情深厚,甘苦共尝,携手并肩,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堪称楷模。

1926年,任弼时和陈琮英遵从“父母之命”,在上海一间简陋的亭子间里结婚了。二人既没有举行仪式,也没有大摆宴席,但感情的鲜花却盛开怒放。根据组织决定,陈琮英担任交通员。在任弼时的引导下,她走上了革命道路,由目不识丁的袜厂女童工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长征开始后,时任红6军团政委的任弼时身体一天比一天坏。没有人抬担架,就由一名战士背着他行军,陈琮英跟在后面用双手抬着他的脚。夫妻两人相互鼓励、照顾,涉过一条又一条急流,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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